最近,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做了一个有趣的课题:探寻最具CP感(网络用语,用于形容两者之间的般配感)的城市。
根据某年度浙江移动的手机信令数据,聚焦全省53个县市(不含各设区市主城区)的人口流动强度,可以精准刻画出区域内社会经济联系的紧密度,是衡量不同地区间相互联系程度的重要指标。
数据图谱显示,省内已形成多个联系紧密的区块。如“永武缙”(永康、武义、缙云)地区,三地一周内“相互对流量”达131万人次,相当于每天有近19万人次在三地间流动。
此外,慈溪和余姚,桐乡和海宁,义乌和东阳,龙港、苍南和平阳,嵊州和新昌等多地也出现了类似高强度的空间互动,堪称浙江县域经济中联系最紧密的“伙伴”。
其中,单看每天对流量,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“龙平苍”36万人次、“义东”29.2万人次、“余慈”29万人次、“永武缙”18.7万人次和“嵊新”8.1万人次。
那么,为什么出现了这些城市CP?
一直以来,县域经济是浙江区域经济的底色,早年出现了特有的“弱市强县”现象。
然而,这种格局已发生变化,我省的县域经济已走过了单打独斗的发展阶段,正遭遇土地、人才、资本等核心资源要素瓶颈的刚性约束,打破行政边界的区域协同发展成为一种必然出路。
区域协同,是基于共同利益诉求的空间抱团,提高区域发展的整体性和协同性。从某种程度来说,部分具有地缘相近、人缘相亲、业缘相联等特征的县域,其一体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可行性更强。
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战略所高级工程师祝立雄认为,不论是历史协作历程、现实区域联系,还是从产业、空间、设施发展诉求,或是坊间呼声,“余慈”“永武缙”“龙平苍”“义东”“嵊新”5个地区,无疑是我省区域协同发展条件最为成熟的地方。
记者发现,这些城市CP不仅地域相邻,更深层次的联结是各方之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“恩怨情仇”。
龙港、平阳、苍南,同属于鳌江流域同根同源的城市化连绵区,别看如今分属三地,其实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,方言、习俗、文化一脉相承。
原来,这三地历史上都属于平阳,1981年平阳县分拆为平阳和苍南,2019年龙港撤镇设市,最终形成了“两县一市”格局。
这种基于发展需求的行政空间重构本无可厚非,但也催生了区域内部的竞争意识,在诸多事物上比较“较劲”。而这种“较劲”,恰恰是区域内部联系紧密且身份认同交织的独特体现。正是这种根植于历史地理和现实需求的紧密联系,为区域协同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比如,永康是世界五金之都,由于土地资源紧张,不少企业外迁到武义、缙云等周边地区,自发形成了“永武缙”五金产业带,至今已形成了年销售额超千亿元的产业集群。
再如,慈溪和余姚经历过4次行政区划调整,分分合合又相互交融。
早在本世纪初,《环杭州湾地区城市群空间发展战略规划》首次提出“余慈统筹”。此后,宁波多次提及余慈统筹发展,去年公示的《宁波余慈地区统筹规划》更是将规划期限延长至2035年。
如何突破现有藩篱,让这些兄弟县市实现“整装”发展?
首先是空间规划先行。
很多县市虽相互接壤,但多为农村地带。而像新昌和嵊州、义乌和东阳、龙港和平阳,城市建成区已基本无缝对接,连绵成片。义乌和东阳之间原已有40多条车道相通,但为了追求更高水平的一体化,两地仍投资了上百亿元建设义东高速,极大缩短了时空距离。
其次是产业结构互补。
龙港“中国印刷城”的金字招牌背后,离不开平阳的印刷机械设备产业和苍南的印刷包装产业。同样,永康“中国科技五金城”的繁荣,也深深嵌入武义和缙云等地的制造环节。这些本质上是区域产业链的空间分解与整合。
其三是思想观念协同。
打破“散装”困局的核心在于抛弃原有“一亩三分地”思维,不搞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,树立区域整体利益最大化理念。从此前实践来看,各地已经看到了一体化发展态势,但个别地方推进较慢,很多矛盾往往都出在观念上。
当前,浙江经济正在经历从县域经济向都市圈经济、城市群经济的结构性跃迁。浙江在谋划“十五五”区域协调发展重大战略过程中,推进现实有需求、协同有条件的地区跨县域统筹,让浙江向能级更高的“整装”迈进,这些CP感城市或许是最佳切口。(记者 金梁)